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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学人印象记

黄进兴

上一世纪,欧美学者经常假道日本汉学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特征已经是学术界的常识了。而在我问学的过程中,有几位日本学者在心目中烙下深刻的印象,容值一志。

第一位便是岛田虔次(1917—2000)。1982年的夏天,缘陈荣捷前辈的推荐,我得以参加在夏威夷举办的“朱子会议”。当时日本的代表团阵容坚强,例如:东京大学的山井涌(1920—1990)、沟口雄三(1932—2010),日后都变成忘年之交,容后再叙。但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京都大学的岛田先生。此翁在国际汉学界久享清誉,向来罕见露脸会议,因此一出席便惹起些微骚动。

因为他曾在大陆读过中学,因此,中文口语相当流利,颇便交谈。岛田为人温文儒雅,对后进亲切有加。记得在几次会谈中,他毫不保留地推崇余老师的学问,允为当代中国学人的祭酒;即使他与余老师在个别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举个例,“文字狱”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二位便有不同的估量。他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意在与余先生当面切磋,拟如朱子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可是余老师日常作息,属于晏起一类;几日下来,二位竟无缘会面,经小辈奔走其间,方才促成了中日“朱陆之会”的情谊。

日后(1988),岛田先生曾到新竹清华大学给予一系列的演讲。有回刚好我也到清华上课,碰巧落脚同一学舍。晚上骤雨,远处传来阵阵的闷雷,岛田教授和她夫人衣衫微乱,匆匆从住房冲出来,问我是否打仗了?经我解释后,方才释然,满脸尴尬。此一唐突的反应,不知是否和他在战时经验有关?该时颇为纳闷。后来仍有鱼雁往返,向其请益。晚年他身体欠佳,1997年,以耄耋之龄荣授日本学士院院士,很是替他高兴;虽说实至名归,却是迟来的荣誉。按日本学士院院士乃依科目逐一递补,非随时得选。毋怪后生的田仲一成(1932— )竟以自己“七十少院士”自豪。

在日本学界,东大和京大乃是人尽皆知的劲敌,长期两相抗衡,人文领域自不例外。该时岛田先生被视为京都学派的掌旗者,沟口先生则是东大阵营的佼佼者。他们的学风从各自的代表作,得略窥一二。岛田的成名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 1949,改訂版 1970),以理念分析见长,驰誉学界;沟口则擅长以社会、经济背景,衬托思想的流变,他的名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 1980)即是例证。他的思路显然与岛田针锋相对。而后,沟口一再强调应把研究中国当作一种别有特色的方法(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显然带有另辟蹊径的用心。

1984年,新竹清华大学举办“中国思想史会议”,日本方面除了沟口,另外以阐发“气的哲学”知名的山井涌先生等均来与会,遂愈有机会与其多接触。尤其在我研究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