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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在李城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研讨会上的发言

敏彦文
李城的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是一部不容忽视的优秀作品。它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使甘南当代文学在长篇小说方面有了可资登堂入室,并有足够理由发言的范本,而且将甘南文学的民族化、地域化之路在文本上提到了一个相当的厚度和高度。这个厚度和高度不仅仅显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而且反映在思想性上。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作者精美的文字抒写,听到了阿克洛哲或者说作者的宗教思想、文化理念、宇宙观,对藏族传统社会结构及现实的思考,也听到了他对“理想”社会即木道那公社的构想和实践。  1.阿克洛哲的乌托邦之路  民国十八年,位于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藏寨木道那(意为流浪者的避难所)汇聚了众多盗马贼、乞丐、麻风病人以及流浪者。阿克洛哲和拉杰也先后来到这里。拉杰是一个来自哇寨(藏语,指临潭旧城)的汉族医生,为避难而来。阿克洛哲是一位学问高深,并对佛学和藏族传统社会有着自己特殊见解的云游僧人。阿克洛哲试图以木道那为基地,实践自己的社会形态理想——乌托邦。拉杰参与和见证了阿克洛哲的木道那改革。  木道那是隐藏在草原深处的一个僻静村落,自然生态美好。一百多年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得自由、幸福、安宁,仿佛世外桃源。然而,由于“当时的亚日部落正实行武力扩张,试图吞并木道那。而木道那人不愿失去他们的自由”,所以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座空寨子,为鸟兽所栖居。  阿克洛哲的梦想是在木道那这个弹丸之地,将各色人等组织起来,共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没有头人也没有活佛、人人平等的木道那,让留在木道那的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安全,更幸福!”“木道那属于每一个愿意留在这里的人,不论他是藏族、汉族,还是伊斯兰信徒,也不论他曾经是杀人越货者、盗贼或者麻风病人。”“木道那人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只要互相友爱,把力量合在一起,这个大家庭就一定会兴旺发达的。”这些话显示了阿克洛哲宽容的人道主义情怀,说明了佛教的宽容性和藏族人民的宽厚秉性,也宣示了作者对木道那理想社会的人文架构。  积极支持改革的阿姐拉姆说:“人们最怕的就是盗贼,他们杀人越货,让不少人家破人亡。但我想,他们并不全是自己愿意那样做,很多人因为没法生活下去,才变成不怕死的硬汉子。不论是杀人偿命,还是赔偿命价,都不是长久之计,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没有人愿意犯罪的环境。”   “创造一个没有人愿意犯罪的环境。”这是多么伟大瑰丽的设想啊!一句话把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全概括了。“一个没有人愿意犯罪的环境”可能就是小说作者的理想王国之梦,也是阿克洛哲建设木道那乌托邦的最终目标,其实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渴望。  的确,生活得平等、安全、幸福,是人作为人的基本追求。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这更是每一个劳动大众的理想追求。达到了这一目标,谁还愿意犯罪呢?阿克洛哲在游历生活中,深切体验到平等、安全和幸福的要义及它们对一个人活着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所在。为此,他推己及人,决心在木道那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安全、幸福、不愿意犯罪的理想社会——木道那乌托邦。为建设好这个理想社会,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成立木道那议事会,逐步实行民主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寨规”,对所有人作了分工,有劳动能力者自食其力,无劳动能力者保障其生存;解散具有打家劫舍性质的黑风马队,不容许邪恶的“铁棍子”(枪)在木道那晃动;兴办学校,使流浪儿有了识字的机会;改扩建房屋,使住者有其屋;组建商队,经营创收;加强牧场管理力量,促进生产;建立公厕,改善村镇脏乱差的面貌;要求妇女穿起裤子,减少妇科病发病的几率……短短的时间内,木道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老太婆卓玛所说:“我在木道那几十年,到今天才看到,我们这个寨子就和故事里讲的一样,不需要给谁下跪磕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阿克洛哲也赢得了大家的衷心拥戴。然而此时,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变,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木道那上空,木道那的安宁生活受到了威胁,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和裂变。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干扰集中爆发,使得他的计划和理想破产,改革实验失败,他不得不宣布:“我们对木道那的改造同样遇到了挫折。现实一次次提醒我,那样的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来到。”他建设理想社会的梦想及其理论只好成为伏藏,等待以后的人去发掘和实践。  从阿克洛哲建设木道那乌托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他是深通大乘佛教教理并加以践履的。“诸恶莫作,众善圆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这是小乘佛教的总纲。大乘佛教主张在此基础上慈悲为怀、利乐有情,即身圆法、得悟菩提,终生弘道、普渡众生。认为念一万遍经不如行一件善事的功效大。利乐有情、普渡众生的发愿,在现实层面上,是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殊途同归的。多识仁波切在《藏学研究甘露》中说:“大乘教的核心是‘菩提心’,即利众心;利众心的基础是大慈大悲心,即爱和同情心。”⑴   佛教主张通过修己、为善、达人而得道成佛,最终解脱六道轮回,永驻极乐世界。修得佛果后,六道中的贪痴嗔慢疑、生老病死等就再也不会困扰人了。就是说,得道成佛的人已经由一个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必然者成为一个不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自由者了,即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所说的“人主合一”境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说,人类只有完全解决了贪痴嗔慢疑和生老病死等问题,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也才能由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必然王国进入不受自然法束缚控制的自由王国。由此可见,慈悲为怀、利乐有情,即身圆法、得悟菩提,终生弘道、普渡众生,是阿克洛哲创建木道那公社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所需求的实践之路显然是漫长的,非一蹴而就、轻易而完美的兑现。因此,阿克洛哲要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亚日草原那样的部落及民族宗教环境下实现自己的木道那公社理想,真可谓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2.木道那五条寨规解析  阿克洛哲试图通过分工合作的集体经济形式和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来实现木道那寨民人人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图景。事实上,他对木道那的改造,就是基于这些原则推进的。在小说87-88页,他拟订了木道那五条“寨规”,并勒石公布,以条例即法的形式反映了他对木道那社会“理想”状态的基本要求,可以说是他建设木道那公社的“根本大法”。  第一条寨规:“不论男女、民族、信仰,一律平等。”这正是他改革理念和改革实践的核心。他是一个佛法修养深厚的学者,也是一个游历了不少地方的僧人,深知佛法的核心是什么,也懂得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知道当下的佛教系统传承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创新了什么;什么是符合佛陀教旨的,什么是不符合的。在他看来,佛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众生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他要在人间社会践履这一伟大的思想,替佛陀转法轮。  “不论男女、民族、信仰,一律平等。”这是一个伟大的理念,也是对佛陀教谕的合理拓展。但不幸的是,阿克洛哲所处的时代和木道那周边草原部落的社会现状,使得他要实现这一伟大善愿,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辛苦。首先,在藏族社会,尤其是草原部落,男人地位高贵,妇女地位低下;男人形同主人,女人形同奴隶。一切苦活累活脏活总由妇女干,她们不仅在家庭中没有发言权,在部落社会中也没有丝毫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权利。在这里,男女平等是天方夜谭。其次,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信仰、地域等许多方面的原因,阿克洛哲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地区,民族之间是不平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平等,存在大汉族沙文主义和大汉族信仰沙文主义;少数民族之间也不平等,存在主体民族沙文主义和主体民族信仰沙文主义。民族之间和信仰之间的不平等,在一定时候借助一些事件,形成民族之间的矛盾,影响民族之间的团结、稳定与发展,也给地区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造成不利因素。因此,在阿克洛哲看来,要建设好木道那公社,首先要讲求平等,这也是替佛陀转法轮,在人间创太平,为众生谋幸福所要践履的首要原则。因为没有平等,一切都是空,再好再富裕的社会,对老百姓来说,都会因为不公平、不公正而产生痛苦。而众生痛苦,是佛最不愿看到的,也是阿克洛哲这位佛弟子所不愿看到的。讲求平等,大家才能团结协作,用勤劳的双手和无私的智慧共创美好未来,实现理想社会。  第二条寨规:“有劳动能力者自食其力;无劳动能力者保障生存。”为了贯彻这一规定,他实施了集体分工合作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社区等的计划,解散了打家劫舍的黑风马队,建立了八个分工不同、互助合作的生产单位,让木道那所有的人(包括黑风马队成员)按照分工开展工作,建立起了分工合作、自食其力的集体经济形式。  “有劳动能力者自食其力;无劳动能力者保障生存。”就是实现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即便他们是流浪者、乞丐、麻风病人、盗马贼……。这样的胸怀是佛的慈悲和圣人的智慧才能够具备的,非一般的宗教人士所能及。但要实现它,却需要政治家和实干家的谋略、才干和气魄。显然,阿克洛哲有的是实干家的才干和佛弟子的慈悲胸怀,缺少的是政治家的谋略和气魄。所以,当威胁木道那和亚日草原的战争打响时,他除了怀揣玉石俱焚、与木道那共存亡的决心外,没有别的可以抵抗和化解灾难的办法,令人望而叹息。  第三条寨规:“男有妻,女有夫。”流落到木道那的人,大多是因为战争、灾荒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这条寨规就是让这些人重建家庭,重温家庭的温暖和幸福。这也是实现安全、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人性得到尊重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阿克洛哲深知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他绝非一般的僧人,而是一个伦理学家,一个社会实践家。  第四条寨规:“禁止械斗仇杀。”佛教禁止杀生,主张众生平等,任谁也没有剥夺他人(包括其他有情生物)生命的权利。认为众生(一切有情生命)皆我父母,应该慈悲为怀,利乐众生。宁可以身饲虎、割肉喂鸽,也不愿看到生灵死去。但是,不知从何时起,藏族社会的一些地方流行起械斗仇杀来。一有利益之争或不高兴的地方,就用武力械斗的方式拼个你死我活。比如屡禁不止的草山纠纷,一旦产生,双方往往发生武力械斗,导致流血事件。其根深蒂固,至今无法根除。至于仇杀,则更加愚昧不开化。降边嘉措指出:“在过去,藏族长期处于部落社会,狭隘的部落意识,使部落战争和部落之间的血族仇杀连绵不断,给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⑵而在民间层面上,也是两家有仇,世代相续,一代未报上仇,一代接上,代代相杀,无有息止,给藏族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使人性极度扭曲,严重违背佛法。  第五条寨规:“无条件服从议事会决议。”为使改革顺利推进,阿克洛哲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木道那议事会。用阿克洛哲的话说,“议事会是木道那唯一能够决定大事情的机构,由大家推选的人组成。”为确保木道那改革计划有序有力推进,制定这样一条寨规,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是十分必要的。对各色人等聚集的木道那来说,没有这样一条“强硬”的寨规,一切改革计划的实施将会很困难,建设大家期望的“没有头人也没有活佛、人人平等”、生活安全,幸福的木道那理想公社,只能是一句空话。  木道那五条寨规不仅仅是阿克洛哲为自己的改革计划打造的尚方宝剑,也是小说作者为自己设计的虚拟乌托邦王国搭建的四纬立体构架,它们的简明扼要和直击人性的特点,反映了作者在理想社会生活图景勾画上的史前意识、回归意念和古典情节。他希望人们过那种简单的、感性的、古朴的、自然自在的、内在开放的、和谐纯粹的、信仰真切平等的、不受扰乱的伊甸园生活。  3.智者的感叹: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建设木道那乌托邦实践遭遇失败后,阿克洛哲说的这句阿Q精神胜利法式的偈语,在无可奈何中寄寓着希望。的确,属于阿克洛哲构想和意图实践的那个半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条件实现,现实的种种干扰使得他的理想成为彩色的肥皂泡,不经暴风骤雨吹打就自行破灭。无奈的他只好将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连同拉杰在木道那的日记,送进奥塞尔洞,和那些被他发现的伏藏一起掩藏起来,成为新的伏藏。直到21世纪初,拉杰在木道那的日记才被一位叫李城的作家从心灵深处挖掘出来,并公诸于世,这就是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  对个体的生命来说,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是不由自己决定的,就象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父母和出生地一样。个体的命运,往往与出生地、性别、民族、家庭、乡土、受教育程度等有密切的关联。要改变命运,有多种途径可以选择,但无论如何,个体是无法选择和改变所处时代的,惟其如此,我们每个人才终其一生,在有意无意地设想一个自己喜欢的时代,或者渴望生活在历史上的某个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这是我们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而与生俱来的情怀,是神授的诗性。《最后的伏藏》所反映的一个重要主题,正是人类的这种历尽坎坷而怀揣不弃的诗性或者说神性。它不仅体现在阿克洛哲、喇嘛次仁、阿姐拉姆、拉杰等聪明人的身上,也体现在仙巴、其格、多结、卓玛老太太等平庸人的身上。在现实中也能找到缩影。  在《最后的伏藏》这本小说中,在李城笔下,阿克洛哲是以智者的形象出现的。他对于木道那的一系列改造,也是从一个在佛学上参悟很深,通过对戒、定阶段的精进修为,达到智慧的一定层次的智者的本能出发来进行的。“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来到”的感叹,正是他作为智者对于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群众知性等现状深刻认识后的一个判断,尽管显得无奈,但语出却是笃定的。  通过阅读《最后的伏藏》,我们发现,“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来到”的含义有这样几点:  一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思想基础还不具备。  阿克洛哲悲叹“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其实,他自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思想上还不具备开创和迎接“属于我们的时代”得条件。比如在小说第252页,阿克洛哲在回答红色汉人扎西希望他支持自己帮助亚日草原建立反对马胡子军的大同盟时,这样说:“听说,内地有红白两个党派,一会儿握手,一会儿翻脸。不知你是哪个党派的?我们木道那一百多号人可不需要那么热闹,只需要吃饱穿暖,再加上一点自由,就足够了。”由此可见,他只想建立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平等互助、不与外界发生纠葛的大家庭般的社区,一个自己设想的“理想王国”,而不想与外界发生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这显然是幼稚的和不现实的。因此,他的悲叹是注定的,他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平等、公平、和谐、正义的社会环境还不具备。  宗教和社会统治阶层还存在,如高高在上的僧侣阶层和部落头人集团还顽固地压迫剥削着广大人民——施主阶层,人民——施主阶层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小说第252页,哈塔先生说:“亚日寺院加重教民的负担,没有节制地聚敛钱财,使可怜的牧民受穷而让寺院上层僧侣过着奢侈的生活,这种做法违背释迦佛祖的初衷。”   在小说第317页,阿克洛哲说:“施主的利益高于一切。诚实的牧人宁肯自己忍受贫穷,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都献给了寺院,而大量的酥油、糌粑、奶酪、青稞在寺院的库房里腐烂;他们捐钱捐物并付出无偿劳役,使寺院变成金银珠宝堆砌的豪华殿堂,而他们自己却永远住在不蔽风雨的牛毛帐篷中;他们怀着对寺院的敬畏,头破血流地磕着长头,忍饥挨饿,把家中唯一的一点酥油拿来供灯,而那些养尊处优的喇嘛却用漠然的目光看着他们,甚至厌恶他们的贫穷和肮脏!”   更敦嘉措活佛感叹道:“洛哲说的是事实啊。佛说,怎样让一滴水不会干涸?办法就是让它流入大海。作为亚日寺院的活佛,我只是埋头于经书当中,淡漠了对供养我们的牧人的关心和了解,我这滴水快要干涸了啊……”虽然象阿克洛哲和更敦嘉措活佛这样的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所代表的力量还不能改变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因为广大的人民——施主阶层还没有完全而深刻的觉醒,还没有改变现实社会制度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意愿。  更为重要的是,堕落乃至邪恶于无形中已经成为社会的“正统”力量,被大众所认同和顺服,而真正的善愿、正论、抗争现实不公的人和言说,却被视作“异端”和“邪说”,受到排斥与打击。为此,作家李城在《我所认识的阿克洛哲》一文中这样说:“宗教的发展与蜕变,东方和西方都有着同样的经历。英国宗教哲学代表人物唐·库比特说过:‘起初每个信徒都平等地分到一份宗教快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变得制度化了,各地原先社群的控制落入由宗教专业人士组成的统治群体手中。祭师、文士……垄断对神圣的经文、崇拜、教义、布道和宗教法律的控制。个体的宗教生活被一个庞大的、官僚性的拯救机器征服,个人对最高宗教快乐的体验被拖延到死后的天堂。’库比特说,在此种情形下,那些试图直接与上帝面对的人,便成了与“正统”对立的‘异端’。……所以,在‘正统’的索南龙布老爷们眼里,阿克洛哲也成为一个‘异端’,多次被警告、威胁,受到排挤和打压。好在他始终没有低头,并以佛陀式的宽容来对待那些不快。”⑶   不正当、不义,甚至邪恶以正当主流的面孔控制着民族、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并以上层建筑的强力武器阻挡、打压,甚至肆无忌惮地杀戮着改革者,这正是阿克洛哲作为佛弟子和改革的探索者,心中最无可奈何之处。  三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具备。  包括木道那在内的广大的亚日草原藏族部落社会还停留在半封建半农奴制时代,不具备创造和迎接“我们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无论是“革命”需要的物质基础,还是“革命”需要的精神力量,都还不具备。在小说第320页,阿克洛哲说:“我只是反对暴力,避免让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丰饶的亚日草原上是不该有战争的,诚实厚道的牧人应该享受到更多的安宁和幸福。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