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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的话”——《学术一家言》自序

杜书瀛

我所谓一家言即说“自己的话”力避说“套话”之谓也 。

当然“自己的话”不一定说得”。依俗见“套话”保险;假如不按套路发言,而说“自己的话”,很容易出”。,在一定的时代,错话可能比“套话”价值。当年钱谷融违反当时的“套路”而大谈“人学”,触犯了某“套”天条,被批得狗血喷头;然而最终历史证明还是他的“错话”富有真理性。

也可能“错话”真错。那也没有关系,科学实验、学术研究常常是在“试错”中发展的——就此而言,这真的“错话”还是有贡献的。

“一家言”,不要求别人一定赞成。你说你的“一家言”,我说我的“一家言”,大家都说自己的话,和而不同,百花齐放,这是最好的学术局面。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老祖宗的话一字千金,受用无穷。

说自己的话,同说真话一样,看来是件容易的事,其实在中国的一定时期并不容易——特别是在遍地套话满嘴空话甚至假话连篇的时代。

方外之人或问:说自己的话怎么不容易?

答曰:因为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跟着模式说套话;时间稍长,成为习惯;久了,遂成自然。要突破固有的“套话”模式,实践证明,有相当大的难度。像我这把年纪的“过来人” ,都有体验。你不信?倘若翻翻近几十年来印在纸上、摆在书架上的许多或厚或薄的书,看看报刊上的某些文章听听大会小会上某些人的讲话自会得出一定的结论。积习顽固,不易改啊!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思想稍稍解放,逐渐试着说自己的话。

“一家言”还意着努力说自己的“心”得和“新”得

别人没有说的,你需要重点说或大说特说;

别人已经说过的,你就要尽量不说或少说(为了学术阐述的连接和承续,有些问题不能不略微叙及)

别人说过而自己有疑义的,你则要花费笔墨和口舌说清道明,努力辩出个青红皂白。

除了努力说自己的话,还应该努力写“活泼泼”的理论。

一提“理论”,总与“高深”“晦涩”“难懂”联系起来,觉得它有一副“不苟言笑”的“冷峻”的面孔,令人难以接近,甚至有点“可怕” ;更有甚者,觉得“理论”是教训人的教条和打人的“棍子”。何以如此?部分原因,甚至大部分原因,是在我们某些搞“理论”的人自己身上——是一帮“歪和尚”把“理论”的经给念歪了。

必须声明:我绝非置身事外而仅仅批评别人,我首先骂的是我自己——我何尝不是“歪和尚”之一呢,虽然我还未严重到“棍子”的程度。以往,包括我自己在内一些“歪和尚”的某些“理论”,常常“培养”和“训练”出一般人对所谓“理论”的“畏惧”情绪。他们遇见“理论”会侧目而视、重足而立。这是理论的悲哀。现在,我想痛改前非,祛邪归正。在写“理论”著作和文章时,我想尽量通“人情”(普通人之常情),说“人话”(普通人能够懂的话) ,做到通情达理;尽量恢复“理论”的活泼泼的生气,露出些笑容,把“理论”著作和文章写得不那么干瘪和枯燥。我想让读者知道我爱他们。让他们知道理论家不是“教师爷”,理论也不是“棍子”。我想做他们可以拉拉家常的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虽然提出“说自己的话、写活泼泼的理论”的主张,但我自己并没有做好。然而,我想做好。对我而言,这些主张,虽尚未至,心向往之。它们是我的愿景,是我努力的方向,是我前进的目标。在我有生之年,将照着这个目标往前走。近些年写的几本书,就是想说“自己的话”的实践。勉力为之而已。

本书所载篇什,也是我学着说“自己的话”,朝着这个目标前行而留下的部分脚印。

再强调一遍:读者所看到的拙文,只是我的“一家言”。我并不认为我的观点一定正确,一定符合真理。其他学者完全可以提出他们的“一家言”。

譬如,我提出“‘拨乱反正’,‘正’在哪里”的问题,就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十年文革,我们的理论思想都被四人帮搞乱了,把原来“正”的东西搞“歪”了,现在只要“拨”到以前的“正”上去,就万事大吉了。我说,不行。“文革”之前的“正”是真正的“正”吗?五十年代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正”吗?批巴人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王淑明的人情,“正”吗?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正”吗?总之,过去一直以为是“正”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正”了。甚至过去写在文件里的、作过决议的、印在书上的、权威的,也未必是真正的“正”了。退一步讲,即使在当时是真正的“正”,那么,它还适用于现在吗?那么,“正”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先验的“正”,它也不可能现成地、先验地藏